除了和佛教、印度教相關的石刻,這間史博館還有兩塊石碑值得探究,其一是荷蘭東印度公司(Vereenigde Oost-Indische Compagnie;
簡稱VOC)的石碑,反映著1638年坎迪國王Rajasimha II 引荷蘭人登島那段歷史。
坎迪國王本以為可以聯合荷軍驅逐葡萄牙人,未料荷蘭人野心更大,手段比葡萄牙人更殘,要的也比葡萄牙人更多!
上圖 Willem van de Velde the Elder (c. 1611 – 1693) 素描原作,Johan Herman Isings (1884 – 1977) 著色
另一塊更值一書的石碑,是1911年在高爾港城(Galle)出土,以波斯、塔米爾和中國漢文刻的«鄭和布施錫蘭山佛寺碑»。據考此碑是鄭和第三次下西洋(1407-1409)時所立,中文碑文雖奉佛世尊,但史學(語言學家)考出塔米爾碑文寫的是向印度教的濕婆(Shiva)為敬奉;而波斯文理所當然的是將所列禮品獻給真主阿拉。
依史料統計,荷蘭東印度公司在 1602到1796 近一百年間,出動近五千艘船艦,僱用近百萬歐洲人,在歐亞之間載運超過2百50萬噸的貿易貨品,其中當然包括斯里蘭卡的香草、月桂、胡椒,還有染著上萬(印尼)班達島原住民鮮血的豆蔻(可查 Nutmeg和 Banda
Island Massacre),印尼巴達維亞華工鮮血的蔗糖(Red Creek Massacre)和台灣的樟腦。
下圖 Abraham Liedts 民兵團 (1653)
下圖 Abraham Liedts 民兵團 (1653)
另一塊更值一書的石碑,是1911年在高爾港城(Galle)出土,以波斯、塔米爾和中國漢文刻的«鄭和布施錫蘭山佛寺碑»。據考此碑是鄭和第三次下西洋(1407-1409)時所立,中文碑文雖奉佛世尊,但史學(語言學家)考出塔米爾碑文寫的是向印度教的濕婆(Shiva)為敬奉;而波斯文理所當然的是將所列禮品獻給真主阿拉。
這個刻文很淺,以致肉眼難辨的石碑,不只見證了6百年前鄭和下西洋的必經航線,而以三種文字,奉三教之尊,也反映出明成祖統治初期,由官府設立的市舶司(類似海運、外交和商務部門的統合)和四夷館(外語學校),對南洋和印度洋諸國(宗教)文化已有相當深入的認知。
文物之珍,不在其相;文化之美,本及內涵。斯里蘭卡對中國文化,甚至台灣文化的影響,最早可上溯至東晉的法顯。他在公元399年以60高齡決心西行取經,歷盡千辛萬苦後,在410年抵達獅子國(斯里蘭卡)。在斯國三年間,他到過Anuradhapura 和 Polonnaruwa兩處古都,潛心修行,深研佛法,最後帶著《彌沙塞律》、《長阿含經》、《雜阿含經》及雜藏等返回中國。
出史博館聞人云亦云者曰:我既不向佛,尤非中國,斯國大史,明鄭海事均不必與我等言之。同時聞五色鳥嗝噪於林,仰望搜尋,不見其踨,卻發現滿樹結實壘壘的芒果,笑曰此物專治史博恐懼症,一顆治眼花,兩顆治頭疼,三顆治腳酸、噁心和全盤否定中國症,開花結果,一次全癒 …
出史博館聞人云亦云者曰:我既不向佛,尤非中國,斯國大史,明鄭海事均不必與我等言之。同時聞五色鳥嗝噪於林,仰望搜尋,不見其踨,卻發現滿樹結實壘壘的芒果,笑曰此物專治史博恐懼症,一顆治眼花,兩顆治頭疼,三顆治腳酸、噁心和全盤否定中國症,開花結果,一次全癒 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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